36年前“有意思”和“有意义”的交锋

春晚总导演听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陈佩斯和朱时茂，表演过笑破肚皮的小品，他很感兴趣，看后，让陈佩斯和朱时茂为春晚编个节目。

1983年，陈佩斯和朱时茂试演《吃面条》，台下观众笑得收不住嘴。

这惹出了麻烦。

1983年还是一个很严肃的年代，一个节目让人笑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

春晚导演组不少人反对，说这是电影演员的一种练习，不成器儿；演员像傻子一样听不懂导演的话有什么主题？有什么意义？滑稽了，笑了，还有什么？

幸好黄一鹤慧眼识英才。

被请出剧组的陈佩斯和朱时茂又被叫了回来。

再次回到春晚节目组，陈佩斯、朱时茂好像成了外人，吃饭排练从来没有人通知他们。持续了好几个月，陈佩斯受不了了，嚷着要回家去。

直到1984年2月1日，大年三十的下午，《吃面条》能不能上春晚还悬着。

别人都去准备节目了，朱时茂和陈佩斯还在等，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接到通知：赶快到中央电视台来。后来他俩才得知，《吃面条》能在春晚与观众见面，还是总导演黄一鹤拍了胸脯：“有任何问题我负责。”

1984年的春晚，《吃面条》火遍全中国。

《吃面条》看一遍笑一遍，看两遍笑两遍。

《吃面条》的欢笑声跟1984年春节的欢快声，此起彼伏。

从此，小品走上了春晚的舞台，走上了全国各地的舞台，小品进入寻常百姓中，赵本山、宋丹丹、黄宏、蔡明、潘长江等一批小品艺术家诞生了。

那是1983年。

军人出身的黄一鹤从“有意义”的正统里，拍着胸脯用了一个非正统的“有意思”。

小品艺术从此在老百姓的笑声和掌声里“转正”。

“有意思”和“有意思”的交锋，36年前的小品宣告，“有意思”胜利了！

36年后，“有意思”的作文和“有意义”的作文，也一直较量着。

你问老师们，儿童应该写有意思的作文还是有意义的作文。

大家答：有意思。

看起来“有意思”胜了。

一个二年级的女孩，爸爸带她去参加婚礼，看到新娘穿着的婚纱都拖到舞台了，头上戴着头纱，还戴着皇冠，她写：

如果以后我结婚也要穿婚纱。我想找一个不吃手爱干净的男朋友(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男生在电梯里吃东西还舔手呢！)，第二，不抽烟，第三，不乱发脾气，第四，要有钱，为什么要有钱呢？因为可以给我买好东西，如果我能找到这种男朋友的话。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，一定不会和他离婚。

多么真实的孩子啊，多么天真的孩子啊，多么有意思的想法啊。

可是，拿到考试卷上，保管老师说，小小年纪就是拜金主义，那还了得。

老师们说的有意思的作文，是大人眼里的有意思。

大人觉得有意思，孩子未必觉得有意思；孩子觉得有意思，大人未必觉得有意思。当老师的有意思撞上了学生的没意思；当学生的有意思撞上了老师的没意思，结果不言而喻。

以至于我恨铁不成钢地说：大家都在喊着有意思的旗号，干着有意义的勾当。

请看顾嘉舟同学的《我咋还没感冒啊》：

又是周一，我惊奇地发现周晓峰居然没来上学。傍晚放学，看着他课桌上那堆成山的作业，我有点幸灾乐祸：哼，小样，今晚不补死你才怪！不一会儿，周晓峰的妈妈来拿作业了，隐约听见许老师说：“这几张试卷不用写了，口答一下，不懂的微信问我好了。”什么？不用写？教室里立马炸开了锅：“我的天哪，这待遇也太高了吧！”“生病在家休养还免了所有作业，太爽了吧？”“我们做得要死呢，太不公平了！”嘿嘿，一个邪恶的想法油然而生，我也要着凉，我也要生病，我也要光明正大地免掉作业！

天助我也，这周正巧轮到我坐在窗边。我打开窗户，一股带刺的西北风吹在了我热乎乎的脸蛋上，吹到了衣袖里，整个身体被冷风包裹着。爽，要的就是这种非一般的感觉。让寒风来得更猛烈些吧，让我快快冻感冒吧！原本热乎乎的双手与耳朵瞬间冰凉冰凉的，一个大喷嚏喷发了出来。周围的同学们都穿上了外套，喷嚏接二连三地响彻在教室里，“阿嚏——”我偷偷拉开外套的拉链，头往窗边凑了过去，脑瓜子冷得嗡嗡响。但，拼了。

回到家，我有些头痛，让妈妈量体温。温度计显示36.9℃，竟然在正常范围内。什么情况？我又测了一次，还是正常。我快崩溃了。脑瓜被风吹得生疼，却还是逃不开作业的纠缠！

多么有意思的作文啊，多么真实的想法啊，多么纯真的孩子啊。

可是，这样的作文到了老师手里，老师说，这么颓废，这么负能量，重写。

这不能埋怨语文老师。

这不是一个语文老师能承受的重。

于是我想起了1984年的春晚，想起了那个叫黄一鹤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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