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恶的疫情

年三十中午，远在上海的二姐会回来过年。年初二，在湖北的侄女一家也会回到老家。大家将会团聚在两河，陪着我的父母，见证我侄儿的大婚。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妥当，大家都满满期待着正月初四那个神圣时刻的来临。可以想象，我从年三十开始的日子都会过得多么忙碌。

可是，1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个消息让一切都改变了。二姐已经上了火车，只是火车不再在湖北省内的站点停留。侄女开始着急要不要先回来。这时候，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重性的消息不断出来。哥嫂更是着急，不知道马上到来的这个日子到底该作何打算。

24日晚，年三十。有单位已经开始排查从武汉回来的人员，有的人还在趁着最后的时机离开武汉，离开湖北。这是一种对大家都不负责任的行为。但是，往往越在这时候，我们对回家的愿望就会更加强烈。比如，我的老娘，希望按照计划看到她的孙女；我的侄女也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妈妈身边。我老娘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正面临着什么，侄女也还是希望能够回来。可是，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对从湖北出来或者经过湖北的重点盘查，所有的归乡心切都只能搁置。

25日，正月初一。我们一家还是按照原计划回到两河看望父母。下高速路口的时候，被要求检查体温。到了两河，哥嫂已经到城里商量婚礼的事情，整个计划都被“新型冠状病毒”改变了，最后哥嫂决定婚礼延期举行，只是按日子去把儿媳娶回家就行。大家都觉得这是很妥当的方式。所以，一大家人还是很高兴地聊着。晚上，和二姐聊起了当前的形式，我担心地说，要不要赶紧买票回去？趁现在重庆这边还没什么问题。晚上，各路消息传出，整个黔江所有的聚会、酒席一律不准举办。

26日，正月初二。湖北省宣布封城的城市越来越多，侄女所在的荆州也宣布封城。不过，通过视频，他们村里一切正常，所以放心多了。侄儿老丈母发视频过来，讲到合川那边的情形也很紧张，要求只进不出，所以考虑到不能过去接人了。大家都觉得很遗憾，侄儿还安慰说：“好吧，这下安安心心过年了。”其实，哪里能安心。每天都在交流关于疫情的最新消息，口罩又买不到，大家都窝在家里不敢出门。村里家家户户也是关门闭户，完全没有往日春节那种热闹串门的情形。二姐和二姐夫也郑重商量，决定买票回家。本来就有些郁闷的老娘更加不爽。我不停地说：“是我撵他们回去的。你要吼就吼我好了。”

27日，正月初三。起了个大早，赶下两河。下高速时要求测体温。正常。我们一家人吃了早饭。吃过饭，我和侄儿把二姐一家送到了火车站。火车站所有的人都戴了口罩，我和侄儿便成了一下子变得非常醒目。不是我们不戴，是我们真的没有买到，二姐带着的口罩得保证他们在火车上用。他们仨下了车，我们远远地站着，挥了挥手，赶紧开车离开了。侄儿说：“我俩看起来就像真正的勇士。”高速路上车很少。下高速时测体温。我和侄儿都偏高。我俩被要求站在一边等着。我一下子变得有些紧张了。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头有点痛，我吃了连花清瘟胶囊。测体温的人询问：“有感冒症状吗？”“没有，没有！”我赶紧说道。“那为什么你们的体温都偏高呢？”“我们车里开着空调。”侄儿补充道。“知道你开着空调，可是别人也开着空调呀！”我吓得不敢再说话，乖乖站在一边。幸好，过了几分钟再测，体温正常。心里的石头才总算是落下。

28日，正月初四。起床后犹豫着要不要再吃点药？转悠了好几圈，索性横下一条心：“再吃一次。”吃了药，想着上街一趟。家里有几个口罩，想着孩子最紧急的时候才用。于是，走上街。街上冷清得不正常，就像灾难片里那种怪异的宁静。匆匆走过的人看见我没戴口罩，很明显感觉到他们多瞟了我好多眼。逃也似的回到家中，洗了两次手，换了衣服，觉得自己该把头也洗了。说服了自己好一阵，总算是平复下来。晚上，看到“新型冠状病毒”已经不仅仅是飞沫传播了，接触也有可能传播，心中紧得慌，恨不得马上就是正常开学的日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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