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通》的文章观

稍晚于“初唐四杰”，刘知几走上了文坛，因《史通》为人称道。作为史家，其要求为史者当具“才、学、识”的基本素养，主张为史当求真去伪、彰善贬恶、求法有则、秉笔直书等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而其文章观通过《史通》得到体现。这里的“文章”，不仅指叙史的、有散文特质的文章，而且也包括了诗歌和辞赋。如他说：“夫饰言者为文，编文者为句，句积而章立，章积而篇成，篇目既分，而一家之言备矣。”[①]这是他对“文章”最本色的理解。如是者不单有文，而且有诗有辞赋，他曾说“盖山有木，工则度之。况举世文章，岂无其选，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。”[②]这“文章”之后，他列举了韦孟《讽谏诗》、赵壹《刺世嫉邪赋》、贾谊《过秦论》、班彪《王命论》、张华《女史箴》、张载《剑阁铭》、诸葛亮《出师表》等。可见他“文章”概念的含混或说他承袭自魏晋以来的“文章”说，没作具体的分解。本文侧重就其叙事文章论。

一、时世左右的文章体式与质文之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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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知几深好史学且身为史官，其《史通》的定名受《白虎通义》和司马迁外孙杨恽曾在王莽时期求封司马迁为“史通子”的影响，有以“通”观史与自以为通的思想取向。刘知几在《自叙》中说，《史通》以述史为主，却不限于史，“余波所及，上穷王道，下掞人伦，总括万殊，包吞千有。”刘知几自诩自得，其《史通》的无不包罗自然是超出历史之外的，但所论历史，不出王道、人伦的范畴，说明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，并以之贯穿历史。他把自己与西汉的扬雄相比，说自己与扬雄有“四似”，其中说扬雄老来自悔创作辞赋不过是童子雕虫小技，壮夫不为，而他“幼喜诗赋，而壮不为，耻以文士得名，期以述者自命”。就此而论，当年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里说的“文史星历，倡优蓄之”，表明为文者与为史者的地位相当。刘知几不太看得起文士，但仍不能不承认史者还是文士，只说不是他心目中的诗赋之士。这不妨碍他借《史通》对文章有自己的看法。

刘知几出于自己的好尚与职业，对前代史官与史书多有批评。他在《六家》里说：“至太史公著《史记》，始以天子为本纪，考其宗旨，如法《春秋》。自是为国史者，皆用斯法。然时移世异，体式不同。其所书之事也，皆言罕褒讳，事无黜陟，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，安得比于《春秋》哉！ ”这番话是有所指的。司马迁曾答上大夫壶遂问，说“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辩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用者也。”[③] 他对《春秋》极尽推崇之辞，进而以自撰的《史记》比拟《春秋》。刘知几认为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比不上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在历史的记叙中有褒讳黜陟，即史家的思想及社会立场的表达，而不是《史记》单纯地“整齐故事”。殊不知司马迁的“整齐故事”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社会立场。不过，他在这里说的“时移世异，体式不同”是很重要的历史观，贯穿其中的是社会“变易”。诚然，社会的发展无时不在变化中，政治家的思考诸如韩非说的事异备变姑且不论，司马迁“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”[④]的历史观及其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[⑤]的写作用心，其核心思想就是“变”。刘知几所言，视野比司马迁要小得多，他在同篇中更多地关注史书之体，说道：“古往今来，质文递变，诸史之作，不恒厥体。榷而为论，其流有六：一曰《尚书》家，二曰《春秋》家，三曰《左传》家，四曰《国语》家，五曰《史记》家，六曰《汉书》家。”[⑥]这六部书出自不同的时代，《左传》以《春秋》为纲并运用“春秋笔法”，但《左传》的“以事传经”，把浓缩的“春秋故事”变为舒展的“左传故事”，使其自然与《春秋》有了全然不同的风貌；而《汉书》虽然变《史记》的五体为四体，亦用纪传体，但与《史记》的叙事风格有所不同，故刘知几将《汉书》与其他五家并称。

史书文体的变化就文来说，根本是文章文体的变化，因为他所提到的这些史书同时被后人认为是历史散文著作，文体变化相应就有了文风变化，从《尚书》的记言到《春秋》的记事，相沿至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记人与记事，终究是在人与事的记叙格局里呈现自己的曼妙舞姿，然记叙风格在因革中不断产生变化。刘知几最称赞孔子所修《春秋》，说它“微婉其说，志晦其文；为不刊之言，著将来之法，故能弥历千载，而其书独行。”[⑦]不过，这里的微婉说、志晦说出自《左传·成公十四年》的“君子曰”：“《春秋》之稱，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，惩恶而劝善。”刘知几的认同，固然是因《左传》而肯定《春秋》，但也是肯定这样的记叙风格，认为这种记叙风格使《春秋》得以独行千载。这样说有点片面，《春秋》的价值首先还是它的历史记叙在那个时代独领风骚，记叙的文章风格是其次的事。

刘知几不仅关注记述文体之变，而且关注记述文章语言的变化。他在《言语》的开篇说：“盖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；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，则知饰词专对，古之所重也。”这一句话多有出处。所谓“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”用《周易·系辞上》语，以“枢机”喻口舌，说人的语言事关荣辱；“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”则用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的孔子语，说语言需要文采才能流传广泛且长久。而“专对”说亦是孔子语，《论语·子路》记载，孔子说：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他认为诵诗三百应能出使专对，不然的话，诵诗三百有什么用处呢？这话是有指向的，春秋时期诸侯士大夫赋诗言志是常态，“出使专对”亦在于此。刘知几在这里借引用强调语言表述一则应慎重，二则应修饰，三则应有功用。这三者对文章写作来说，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。随之，他梳理了上古之后史书语言的发展变异，说道：

夫上古之世，人惟朴略，言语难晓，训释方通。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，考文则词艰而义释，若《尚书》载伊尹之训，皋陶之谟，《洛诰》《牧誓》《泰誓》是也。周监二代，郁郁乎文。大夫、行人，尤重词命，语微婉而多切，言流靡而不淫，若《春秋》载吕相绝秦，子产献捷，臧孙谏君纳鼎，魏绛对戮杨干是也。战国虎争，驰说云涌，人持《弄丸》之辩，家挟《飞钳》之术，剧谈者以谲诳为宗，利口者以寓言为主，若《史记》载苏秦合从，张仪连横，范睢反间以相秦，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[⑧]。

他如是评说针对的都是历史著述，表明了语言的时代性和社会性。史书语言从最初的朴略难晓至微婉多切、流靡不淫，再到以谲诳为宗、以寓言为主，变异所体现的文章语言的发展历程，显然因时代与社会环境的不同，历史著述者与被著述者的变化，从而使记述语言有不同的风格，贯穿其中的就是变异。因此刘知几不赞同模仿前人的语言，模仿之下的今语犹古语，会导致“今古以之不纯，真伪由其相乱”[⑨]；也不赞同今人对不同民族语言的改造，即所谓的“讳彼夷音，变成华语”，伴随它的是适应这种改造而“妄益文彩，虚加风物”，“华而不实”。他是求实求真的述史者，对文学的文采、虚构的渗入不以为然。同时，刘知几也注意到认识者的审美感受，他在《言语》里举了“江羋骂商臣”、“乐广叹卫价”的例子，反对世人崇古贱今，并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——语言雅俗与质文屡变。前者的雅与俗，在文学领域极难分辨，俗语俗词可入雅文篇章，从而化俗为雅；俗语俗词可以在某一时期为俗，在另一时期为雅。刘知几在这里说的是后一种情况。他说江羋、汉王刘邦之语与单固、乐广之语同为“侮嫚之词，流俗鄙俚之说”，但世人对此的审美感受却不一样，江羋、汉王之语清雅而单固、乐广之语鲁朴。刘知几认为这是因为岁月远近、风俗不同所致。古之俗俚，今之清雅；今之鲁朴，后之清雅。即所谓的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”。这当是历史与人们认知的必然，但他其实是崇尚叙史之雅的，曾说：“观夫丘明受《经》立《传》，广包诸国，盖当时有《周志》《晋乘》《楚杌》等篇，遂乃聚而编之，混成一录。向使专凭鲁策，独询孔氏，何以能殚见洽闻，若斯之博也？马迁《史记》，采《世本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《楚汉春秋》。至班固《汉书》，则全同太史。自太初已后，又杂引刘氏《新序》《说苑》《七略》之辞。此并当代雅言，事无邪僻，故能取信一时，擅名千载。”[⑩] “雅言”说司马迁在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的“太史公曰”里提到过，他说自己面临百家说黄帝，其文多不雅驯时，“择其言尤雅者”以成黄帝本纪。不过，这里的“雅言”当是文雅之言，与粗鄙之言相对。刘知几评价左丘明、司马迁、班固等人，说他们撰史所采集的史料“并当代雅言，事无邪僻”，因为这些材料来自其他的历史著作，他强调事无邪僻，不仅思想纯正，而且写作剪裁也是纯正的。

刘知几从语言雅俗的变化与对其的体认，推论出“质文之屡变”。如是说除了世人的审美感觉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之外，语言的质与文本身也会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。而就“质文”或“文质”言，自孔子的文质彬彬说之后，入汉即是很热门的话题，文与质总是充满了变化。这从上述提及的上古至战国时语言的发展可以得到印证。其后，南朝梁代的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通变》等篇章里，对文学质文的变化有较为系统的论述。不过，刘知几据此表达的是今人不可在历史著述中效古而弃今。他不主张语言复古，认为语言一旦复古就会使丧失其当下的个性，也就失去了历史著述之真。

刘知几关于历史著述质文屡变的思想，还有深入的论述。他说：“盖闻三王各异礼，五帝不同乐，故《传》称因俗，《易》贵随时。况史书者，记事之言耳。夫事有贸迁，而言无变革，此所谓胶柱而调瑟，刻船而求剑也。”[11]他说到的因俗随时，一方面存在着一定环境、人群及历史过程中人性与文化的惯性；另一方面是礼乐的因俗而变，随时而动，存在着变动的必然性。于是，方有三王异礼、五帝异乐的情形发生。刘知几多强调“变”，是历史过程客观存在变异。作为史官来说，既然所叙之事变了，为什么叙事的语言不变？他称不变者为胶柱调瑟、刻船求剑，思想与方法都僵化了。同时，刘知几还说：“且人无定质，因地而化。故生于荆者，言皆成楚；居于晋者，齿便从黄。”[12]这本来是说历史著述中人物的氏族即今言的籍贯和邑里问题，说到氏族易明而邑里难详，或因天下动荡而变，或因地名改动而变，或因自誉虚冒而变。这些历史问题自当别论，刘知几主要说人受地域或说环境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。这一思想在战国就流行，如晏婴说的“桔生淮南则为桔，桔生淮北则为枳”；荀子说的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；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”。但经刘知几道出，强化了他的质文屡变说。既然人性都随地域（包括地域风俗）易移，那么历史记叙的质文屡变就是自然的事了。

刘知几这一思想还在《模拟》中有间接的印证。所谓“模拟”谈的是貌同心异或貌异心同的拟古，他吸取韩非子《五蠢》“世异则事异，事异则备变”的辩证思想，并引用韩非子“守株待兔”的寓言说明用先王政策方略治理今世之民的荒谬。不过，刘知几并不是特意讲一个政治故事或者重温这一政治理论，而是借此批评“世之述者，锐志于奇，喜编次古文，撰叙今事，而巍然自谓《五经》再生，《三史》重出，多见其无识者矣”[13]。刘知几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（661），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（721），他死了47年后韩愈才出生。显然这里说的“古文”不是韩愈载道的散体之文的含义，而是古代之文或说古代文章。但这古代文章按韩愈的说法，又归属于韩愈崇尚的“三代两汉之文”。刘知几批评这些仿佛是古文重出之文，是批评这些“喜编次古文”编述者好古而无识。他不赞成思想陷于前人窠臼，“无识”而有《五经》再生、《三史》重出，是没有意义的。而有识也应是前人识见的弘扬，有思想的一贯性。但他不反对学习历史或历史人物，曾说扬雄学孔子而著《太玄》、范晔学贾谊而著《后汉书》序论，凡此等等，都是因“仰范前哲”而扬名于后世。

历史不能割裂，前终后继。刘知几在《模拟》里反对的“貌同而心异”，斥之为“有类效颦，弥益其丑”；主张模拟的“貌异而心同”，即“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，镕铸之象物，以此而似彼也。其所以为似者，取其道术相会，义理玄同，若斯而已”。图画写真、镕铸象物式的模拟，求其形似，亦步亦趋是不可取的，刘知几要求的是“道术相会，义理玄同”的“心同”，学习前人及其著述的内在精神、品格。他同样也举了一些例子，如说：“《左传》叙桓公在齐遇害，而云‘彭生乘公，公薨于车’。如干宝《晋纪》叙愍帝殁于平阳，而云：‘晋人见者多哭，贼惧，帝崩。’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” 这个例子先说鲁桓公在齐国遇害事，当时，齐襄公派公子彭生为鲁桓公驾车，结果鲁桓公不明不白死在车上。对此《左传》语焉不详。然后写晋愍帝为汉王刘聪所掳，在大宴群臣时，刘聪下令羞辱晋愍帝，要他行酒洗爵，在座的晋臣目睹，伤悲流涕，刘聪恐有后患，杀晋愍帝于平阳。《晋纪》对这一事件的记叙，风格类似《左传》，但语言没有机械模拟。从而让人从“貌异而心同”的模拟论中，看到他的历史继承观，这于古文亦然。

二、叙事戒文辞烦富而宜文约事丰

刘知几的文章观很在意叙事力戒文辞烦富，而主张文约事丰。他赞赏《春秋》历史记叙的完备，与《春秋》运用编年体有关。因为编年，《春秋》才会“系日月而为次，列时岁以相续，中国外夷，同年共世，莫不备载其事，形于目前。”[14]但他希望这完备是粗细适中的，其中有叙史者主观的标准与选择，并不容易与刘知几的想法相吻合，所以他在《二体》里对《春秋》也有批评，说《春秋》“论其细也，则纤芥无遗；语其粗也，则丘山是弃。此其所以为短也”。即在历史记叙上或详或略，导致记叙的风格不一。但他在同篇中又说《春秋》的长处在于“理尽一言，语无重出。”这是记叙历史在语言精炼简洁上的功夫，所以刘知几不喜欢记叙语言之“烦”，多次批评叙史的重复。司马迁《史记》所用的纪传体、沿用其纪传体的班固《汉书》，都成了刘知几批评的对象：“当汉代史书，以迁、固为主，而纪传互出，表志相重，于文为烦，颇难周览。”[15]

司马迁在先秦史书的编年体与国别体之后，将编年史的诸侯国与历史人物的分散记叙，国别史的片断、不够连贯的记叙，改变为集中记叙朝代、诸侯国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一生，开创了纪传体，并影响到其后官修的二十四史（含《清史稿》）都用纪传体。司马迁、班固在纪传体中，对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“同年共世”的问题，并不忌讳“纪传互出，表志相重”。在不可回避的情况下，司马迁采用的方法是“本传晦之，而他传发之”[16]的“互见法”，如楚汉相争之际发生的“鸿门宴”具体记叙在《项羽本纪》中，而汉高祖刘邦、留侯张良都是这一重要事件中的关键人物，且司马迁又有《高祖本纪》《留侯世家》，故在《高祖本纪》《留侯世家》说到“鸿门宴”时，只是简单地交代“鸿门宴”“语在项羽事中”，表明他们是同一事件的亲历者，这一事件已见于前面的《项羽本纪》，其后不再详叙自然减省了全书的文字，但出现了刘知几批评的“同为一事，分在数篇，断续相离，前后屡出，于《高纪》则云语在《项传》，于《项传》则云事具《高纪》”[17]。

司马迁这样做并无不可，但不为刘知几认同。他在《二体》里还批评司马迁，“编次同类，不求年月，后生而擢居首帙，先辈而抑归末章，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，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。此其所以为短也”。司马迁将同时共处且关系交织的人物如廉颇、蔺相如同传、魏其侯、武安侯同传是自然的，但他更多的是依同类立传，不仅是这里提到的《刺客列传》如此，还有《游侠列传》《滑稽列传》亦然。再则贾谊与屈原同传、韩非与老子同传等，于是在时间上有了前后顺序的不一。这是纪传体必然会导致的叙事现象，也是司马迁为便于读者对纪传人物的认识采用的述史策略。两人或多人合传，如人物之间不存在事件交织的状态，其传还是各自独立的。但刘知几重叙史的时序，以此为准则审视《史记》的记叙，有这样的批评也很正常。不仅如此，刘知几还在《六家》中对《史记》用纪传体很不以为然，觉得此体把同一时期的国家政治和君臣分开记叙，少了叙事的完整，并又一次提到《史记》的“撰录之烦”，主要还是“语饶重出”，这倒不是《史记》中是否有旧记、是否有杂言所致。尽管刘知几称道：“《史记》者，纪以包举大端，传以委曲细事，表以谱列年爵，志以总括遗漏，逮于天文、地理、国典、朝章，显隐必该，洪纤靡失。此其所以为长也。”[18]《史记》无“志”，这里的“志”当为“书”。在这番评说中，刘知几肯定《史记》各体的特点与互为辅佐的功能，“委曲细事”、“洪纤靡失”的完备的确最易导致为文之“烦”，可见其所批评的既是记叙风格，又是内容剪裁和语言表现。刘知几还在《表历》中认为司马迁十表所载，已见于本纪、世家、列传，犯不着叠屋架床的。何况读者先读本纪，越过十表而读世家，轻忽了十表的存在，也因为表真的无用。按他所说，倒是十表成为《史记》“烦费”的依据了。司马迁《史记》的五体，纪传贯穿于本纪、世家和列传三体中，表与书有各自的功能，如表的简洁明快，有其他诸体不及的优长。刘知几的批评只是仁智之见。

刘知几曾在《六家》里评价《汉书》：“《汉书》者，究西都之首末，穷刘氏之废兴，包举一代，撰成一书。言皆精炼，事甚该密，故学者寻讨，易为其功。自尔迄今，无改斯道。” 这与他评说《史记》相较，颇有点扬班抑马的味道。《史记》记叙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年的历史，计52万余字；班固记叙西汉二百年的历史，却比《史记》多30万字，相形之下，记叙历史的繁与简自不待言。但他这里评说《汉书》的重心是“言皆精炼，事甚该密”，显然是反对文风之“烦费”即记叙的重复及语言的累赘。如果以此与《史记》对比，《史记》叙事疏朗，虽不及《汉书》的精炼该密，但自是一种风格，并非刘知几所说的“烦费”或说繁。再来看他在《书事》篇说到史家的叙事“四繁”：一为祥瑞“征其谬说，录彼邪言，真伪莫分，是非无别”；二为记载仅为常理的“臣谒其君，子觐其父”；三为有名无实，有其号而无其位；四为记载家史，而不是记载国史。他对这些历史记载都不以为然，主要是作者文章剪裁和写作的态度，导致一些言论、事件和人物，不当进入史册而进了史册。

刘知几主张叙事的简省，除了上述之外，还有两点：一曰省句，二曰省字。何为省字？何为省句？他举例作了说明：“《左传》宋华耦来盟，称其先人得罪于宋，鲁人以为敏。夫以钝者称敏，则明贤达所嗤，此为省句也。《春秋经》曰：‘陨石于宋五。’夫闻之陨，视之石，数之五。加以一字太详，减其一字太略，求诸折中，简要合理，此为省字也。”从这里来看，其省句之法，在修辞上是反语，正话反说省去了对人物或事件的完整交代，而让读者自己去领悟其中的含义。而省字则是语言上的不能增减，他说得很绝对，增一字则太详，减一字则太略，那就不单纯是省字了，省字中蕴含了用字的精当。相应地，还有叙事之烦，他也举了两个例子：“若《穀梁》称郄克眇，季孙行父秃，孙良夫跛，曹公子手偻，齐使跛者逆跛者，秃者逆秃者，眇者逆眇者，偻者逆偻者。盖宜除‘跛者’已下句，但云‘各以其类逆’。必事皆再述，则于文殊费，此为烦句也。《汉书·张苍传》云：‘年老，口中无齿’。盖于此一句之内去‘年’及‘口中’可矣。夫此六文成句，而三字妄加，此为繁字也。”[20]从语义上说，上述的文字确可简省。刘知几的修改意见对于简省确实有道理，但对于叙事舒缓，《穀梁》与《汉书·张苍传》所叙也可成立。但它们都不合符刘知几为文当简省的审美原则。作为史官和历史学家，在文学诸体众法中，他最崇尚的是叙事，还是基于述史，他在《叙事》里强调“史之称美者，以叙事为先”，进而说：

夫国史之美者，以叙事为工，而叙事之工者，以简要为主。简之时义大矣哉！历观自古，作者权舆，《尚书》发踪，所载务于寡事，《春秋》变体，其言贵于省文。斯盖浇淳殊致，前后异迹。然则文约而事丰，此述作之尤美者也。 始自两汉，迄乎三国，国史之文，日伤烦富。逮晋已降，流宕逾远。寻其冗句，摘其烦词，一行之间，必谬增数字；尺纸之内，恒虚费数行。夫聚蚁成雷，群轻折轴，况于章句不节，言词莫限，载之兼两，曷足道哉？

在这里，均言国史之美者，“以叙事为先”与“以叙事为工”的语义有所不同，“为先”者称其首要，“为工”者言其美妙，而“简要”又是其美的核心。而欲简要，省句省字是基本途径，刘知几又统称为“省文”，以求文约事丰，尽管省句易而省字难，但不能不力求简要，以抵叙事的最高境界。他审视历代史册，秦无史不论，秦前《春秋》是楷模，他说是“此述作之尤美者”；秦后，两汉、三国、两晋之史，都伤于“烦富”。刘知几用了文学的笔法，说文辞烦富者甚至是“聚蚁成雷，群轻折轴”即损害了文章的基本精神，实在是不可取的。而《春秋》叙事只求再现史之脉络、事之纲要，不具体展开所叙之事，的确是省字又省句的。正因为这样，方有“春秋三传”在叙事空间和叙事方法上的拓展。

刘知几力主叙事文辞的简省，其中还有“务却浮词”，这也是先秦史册的启示。他在谈到“务却浮词”时，以《尚书》为例，说《虞书》的“帝乃殂落，百姓如丧考妣”；《夏书》的“启呱呱而泣，予不子”；《周书》的“前徒倒戈”、“血流漂杵”等都不用浮词，“文如阔略，而语实周赡”，这也是为史者应该取法的。但在秦以后，“史道陵夷，作者芜音累句，云蒸泉涌。其为文也，大抵编字不只，捶句皆双，修短取均，奇偶相配。故应以一言蔽之者，辄足为二言；应以三句成文者，必分为四句。弥漫重沓，不知所裁”[22]。他斥责浮辞之方，可见其好简省的叙事立场。但秦以后语言、文辞的发展从单音节至双音节，从奇句至偶句，是语言和文人好尚发展的必然，不宜厚非。不过应该注意的是，他有时说的“烦”并非指文辞之烦，如说《左传》：“逮左氏为书，不遵古法，言之与事，同在传中。然而言事相兼，烦省合理，故使读者寻绎不倦，览讽忘疲。”这里的“烦省合理”之“烦”与“省”相对，所言则是叙事的详略，是记言与记事的适当结合，他称为“合理”，殊不知这正是为文的极高境界，至此，烦者会不觉其烦，省者则会不觉其省。

刘知几这里的“寻绎不倦，览讽忘疲”与前面提到的微婉说、志晦说相应，让人感受到历史记叙之文不是只取直白，委婉含蓄与直白并存。而其委婉含蓄虽然有比拟、夸张之类的艺术表现相辅，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语言的简省，话不说尽而造就深长回味。他这样评价《左传》的叙事：“盖文虽缺略，理甚昭著，此丘明之体也。至如叙晋败于邲，先济者赏，而云：‘上、中、下军争舟，舟中之指可掬。’夫不言攀舟乱，以刃断指，而但曰‘舟指可掬’，则读者自睹其事矣。至王劭《齐志》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，追奔逐北，而云‘夜半方归，槊血满袖’。夫不言奋槊深入，击刺甚多，而但称‘槊血满袖’，则闻者亦知其义矣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”[24] 在这里，刘知几举了两个例子，就此而论简省，所简省的是事件过程，让叙事从起始跨到结局，读者依结局想知过程，或说以想象补足叙事者本当叙说之事。如前者不仅是将士争舟时的攀舟混乱、以刃断指的残酷无情，还有被断指者落水后的苦苦挣扎都历历目前，读者即景想到“自睹其事”。后者亦然，从那“槊血满袖”真能想见刘知几说的“奋槊深入，击刺甚多”。

刘知几称这种表现风格为“晦”，而如是的表现为“用晦”。他说：“然章句之言，有显有晦。显也者，繁词缛说，理尽于篇中；晦也者，省字约文，事溢于句外。然则晦之将显，优劣不同，较可知矣。夫能略小存大，举重明轻，一言而巨细咸该，片语而洪纤靡漏，此皆用晦之道也。”[25]为文的省字约文而事溢句外，与诗歌运用意象、典故而造就的意在言外不同，意在言外，读者的领悟可以见仁见智，而史书中溢于句外之事有发展的必然性，或说必然场景，大体上不存在歧义，刘知几讲述的春秋晋败于邲这个例子可以为证。同时，他还说：“夫《经》以数字包义，而《传》以一句成言，虽繁约有殊，而隐晦无异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，则有士会为政，晋国之盗奔秦；邢迁如归，卫国忘亡。其款曲而言人事也，则有犀革裹之，比及宋，手足皆见；三军之士，皆如挟纩。斯皆言近而旨远，辞浅而义深，虽发语已殚，而含义未尽。使夫读者，望表而知里，扪毛而辨骨，睹一事于句中，反三隅于字外。晦之时义，不亦大哉！”[26]从这些来看，刘知几叙事的简省追求，既有语言表现的明快，如“陨石于宋五”之类；又有表现的含蓄，如“舟中之指可掬”之类。尽管历史著述以叙事为主要方法，宜彰显所叙之事而不必含蓄，但他有点钟情于含蓄，如是方能文约事丰，言近旨远。

三、叙事应辨而不华、质而不俚而非鼓其雄辞，竞为绮艳

司马迁曾说：“且士贤能而不用，有国者之耻；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，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，废明圣盛德而不载，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，堕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”[27]司马迁言及身为太史令，肩负着记叙历史特别是当朝史的职责。刘知几亦然，他在《史通》外篇的《史官建置》里说了一段“夫人寓形天地，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，如白驹之过隙，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，疾没世而名不闻”的话，表达人知生命短暂而有“三不朽”即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追求，在春秋时期就很明确，但书于竹帛有两种情形，一是魏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说的善文者“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，而声名自传于后”，自为著述以传声名，从而不朽。二是刘知几这里说的由史官载于史册，善恶之人、善恶之事赖史册而流播。因此，见贤思齐、见不贤而内自省的史鉴作用于是乎生。人生的代代相传、朝代的世世相继，劝善惩恶，终究不能失却史鉴，这就必然产生对历史著述的要求。刘知几说得很急切，认为撰史“其利甚博，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”，他也以此自重，常把叙史与文学家之文相比较，意在说明历史记叙应当是怎样的状态，但在客观上涉及了他对文章的具体看法。

刘知几曾就刘祥在《宋书·序录》里批评诸家晋史时说的“法盛《中兴》，荒庄少气，王隐、徐广，沦溺空华”表达了这样的意见：“夫史之叙事也，当辩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若斯而已可也。必令同文举之含异，等公干之有逸，如子云之含章，类长卿之飞藻，此乃绮扬绣合，雕章缛彩，欲称实录，其可得乎？”[28]关于“史之叙事，当辩而不华”一说出自班固：“然自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，皆称迁有良史之材，服其善序事理，辨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。”[29]刘知几只是没有提到叙史的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而已。他认为历史记叙像这样就可以了，其中最核心的是“实录”或说真实地再现历史。他曾在《模拟》中批评谯周的《古史考》不当拟《春秋》而将秦赵高杀丞相李斯改为“秦杀其大夫李斯”；批评李百药在《北齐书》里将王劭《齐志》里的胡人脱帽改为“免冠”，殊不知胡俗不施冠冕。刘知几的批评看似苛求，其实是视真实为历史记叙的生命，这也是历史记叙者的职责所在。

刘知几所言涉及历史著述的风格，意为历史著述之类的文章当条理分明、略有文采而不华丽，朴素却不俚俗。不像文举即孔融之文的好奇、公干即刘桢之文的奔放、子云即扬雄之文的内美、长卿即司马相如之文的辞藻飞动。他说这些人的文章“绮扬绣合，雕章缛彩”，其实过于抽象，像孔融、刘桢的文章之美远不及司马相如、扬雄的文章——辞赋之美。相形之下，刘知几表明历史著述的风格与散文、辞赋的风格是不同的，不宜以散文、辞赋的笔法撰述历史。类似的意思，他在《叙事》中也有表达：“书功过，记善恶，文而不丽，质而非野，使人味其滋旨，怀其德音，三复忘疲，百遍无斁，自非作者曰圣，其孰能与于此乎？”前者说的“辨而不华，质而不俚”，这里说的是“文而不丽，质而非野”，意同而词异。不过，他强调了历史著述最重要的是叙事，所有的艺术特质都建立在叙事的基础上。而叙事是应当有味的，能够让读者反复体悟。

因为重历史记叙的实录，刘知几考察过汉以后的文学，认为魏晋之后文有五失，即虚设、厚颜、假手、自戾和一概，并对五失有具体解说。他认为以虚言求形似，殊不知“夫镂冰为璧，不可得而用也；画地为饼，不可得而食也。是以行之于世，则上下相蒙；传之于后，则示人不信。”[30]更可悲的是后人以这些虚言入史，导致虚实相混，史书更像是文集。不过，这里刘知几引用班固所论，突出了他主张语言表现的朴素而不赞同文辞的华美。他在《载文》中批评“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，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”，主张“史氏所书，固当以正为主”，让人感到他受前人的影响很深。墨子恐文害质故言多不辩是开端，进而有扬雄的“诗人之赋丽以则、辞人之赋丽以淫”之论，以及刘勰的“繁华损枝、膏腴害骨”对丽辞的批评。刘知几提到秦后文体的变化，主要是古文之外，又生出了辞赋一体。他这里提到的司马相如、扬雄等人的作品均为辞赋。辞赋本也叙事，但文学叙事难免有虚构的渗入或对叙事的创作，使辞赋与古文迥然不同。他以“其理谠而切，其文简而要”来权衡文章，所谓谠切之于理的正直恳切在于真实，简要之于文的简明扼要在于明快。如果文辞过于华美，以文害义是不妥当的。

刘知几深谙文学，曾创作《思慎赋》《韦弦赋》《京兆试慎所好赋》等，以质朴而具思想情韵见长。他认为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不应收入《史记》，扬雄的《甘泉赋》《羽猎赋》不该收入《汉书》，班固的《两都赋》、马融《广成颂》不该收入《后汉书》，是出自对历史纯洁及求真的理解和追求，虽然后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文史哲不分家，历史、哲学著作同时也是文学著作。但在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的《史记》之后，文与史的分野渐明。尽管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等的人物纪传很有文学性，但多被人们认为是史学而不是文学。刘知几认为这些赋颂不当入史，关键是它们“喻过其体，词没其义，繁华而失实，流宕而忘返”。这一批评与东汉王充对文学比拟、夸张的批评有些相近，文学的非虚构与虚构往往交织在一起，从而以其生动、形象构成独特的魅力，表现作者对社会与人生的诸多思考，使读者在享受审美愉悦的同时获得教益，与历史的直接鉴诫作用是不同的。而文学表现的特殊性以及作者曲折婉转的表现，导致劝百讽一的文学效果亦不足为奇。这些文学作品当然不是真正的历史著述，但以之构成某一作家的历史过程或思想是可以的。它们入史在不同程度上彰显了史家好文的倾向，对史家的著述没有根本的影响。刘知几指责它们“无裨劝奖，有长奸诈”，是值得深虑的。

刘知几还认识到文与史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，在《妄饰》里说道：“史之为务，必藉于文。自《五经》已降，《三史》而往，以文叙事，可得言焉。而今之所作，有异于是。其立言也，或虚加练饰，轻事雕彩；或体兼赋颂，词类俳优。文非文，史非史，譬夫龟兹造室，杂以汉仪，而刻鹄不成，反类于鹜者也。”史借文之“文”，从他所论来看当指文辞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，这是历史叙事的必然要求，但即使按他说的历史叙事应“辨而不华，质而不俚”或说“文而不丽，质而非野”，也存在一定的文学性。他批评把历史叙事纯文学化，包括写作上的想象虚构、刻意锤炼和故意雕琢，导致“文非文、史非史”状态的发生。这其实是在反对用文学的方法撰述历史，同时认为文学是可以“虚加练饰，轻事雕彩”的。刘知几如是批评在魏晋以降、文风趋丽的氛围中，他没有过多指责文学的表现方法与风格，而是以其作为历史叙事的参照，历史不同于文学，历史叙事文章要的是“拨浮华，采贞实”[31]，既然如此，凡有助于“浮华”的文学元素都当弃而不用。

上述提到，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出自班固对司马迁的评说，美者的不夸大其美与恶者的不隐瞒其恶，刘知几在《史通外篇·惑经》里有这样的解说：“盖明镜之照物也，妍媸必露，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，而寝其鉴也；虚空之传响也，清浊必闻，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，而辍其应也。夫史官执简，宜类于斯。苟爱而知其丑，憎而知其善，善恶必书，斯为实录。”他用明镜照物和虚空传响打比方，进而说明史书记叙善恶，不因记叙者的主观爱憎而隐善讳恶。不过，这里提到的《诗经》、楚辞与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同属文学，同样运用铺陈、比拟、夸张等艺术表现手法，但刘知几认为它们“真”而司马相如等人之作失真。当是或虚美、或隐恶。这意味着从历史记叙的角度来说，他是反对入史的文学作品失真的，不失真的文学作品可以入史，难怪他说了“文之将史，其流一也”。不过，这样的评说本身还是存在一些问题。《诗经》与楚辞的比兴，虽然有现实与历史生活之真，但毕竟真有虚化的表现，与历史叙事之真有很大的差异。且学人之为文学，在本质上因为它存在虚构，与历史的“实录”是有别的。

刘知几还对历史著述中作者论赞的华辞丽藻有批评。他曾说，这些论赞的用心在于辨惑释疑，使聪明的人与愚笨的人都能明理，并称赞左丘明《左传》的“君子曰”有疑而辨，有惑而释，而对司马迁《史记》的“太史公曰”不满。他认为司马迁的一书一论，有勉强作论之态，影响以后的史书萌生了烦琐的史论，以致有“私徇笔端，苟衒文彩，嘉辞美句，寄诸简册”[32]之嫌。他最称道班固《汉书》的论赞：“孟坚辞惟温雅，理多惬当。其尤美者，有典诰之风，翩翩奕奕，良可咏也。”班固曾对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先黄老而后六经很有批评，他奉行儒家思想，且兼历史家、辞赋家于一身，为文的温雅为后人公认，其《汉书》论赞的“典诰之风”正是温雅所致。刘知几对此后的史书论赞多有批评，“大抵皆华多于实，理少于文，鼓其雄辞，夸其俪事”，彰显了他重实理的写作倾向。在这一批评的理念之下，他认为曾修《晋书》而未成的谢灵运“虚张高论”不足言，撰《齐志》的王劭简直鄙野、得理忘文也不足采。他还说：“大唐修《晋书》，作者皆当代词人，远弃史、班，近宗徐、庾。夫以饰彼轻薄之句，而编为史籍之文，无异加粉黛于壮夫，服绮纨于高士者矣。”[33]初唐修《晋书》的是房玄龄、褚遂良、许敬宗等人。《旧唐书·房玄龄传》记载：“玄龄等受诏修晋史，以臧荣绪《晋书》为主，参考详洽。然史官多文咏之士，好采碎事，竞为绮艳。”刘知几对他们的批评根本是语言华过其实，修史不当用绮艳之语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一旦华过其实，也就难免虚饰而丧失了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
那么，刘知几认为的“工为史者，不选事而书，故言无美恶，尽传于后。若事皆不谬，言必近真，庶几可与古人同居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”。这对于文学有同样的意义。既然历史记叙因真而能久传，那么文学作品也会因真而久传的。 历史的求真与文学的求真就有了相同的意义。所以，他在谈论《诗经》时，注意到《诗经》的风雅二体、比兴二法与历史著述的方法不同，所以，“春秋三传”不用风雅、比兴。诗衰而文兴，于是有春秋中叶以后的历史家之文与思想家之文的兴盛。

同时，刘知几论述历史著述，常以文学作为观照。他在《人物》篇里说蔡文姬，流落于匈奴，受辱于虏廷，“文词有余，节概不足”，其言与行是相背离的；又说鲍照，文学名声驰名海内，可与汉代的东方朔、王褒相比，但“事皆阙如，何以申其褒奖”？其评价且不论，从中能够看到刘知几对文学的关注。可以说，他常常感受到历史记叙受文学的影响，如文学的绮艳之辞影响历史著述的质实，会掩饰历史的真实面貌。他还注意到文学创作的方法对历史著述的影响，在《叙事》里谈到“文章”比兴的运用，先以“诗人骚客”评说《诗经》、楚辞，所谓“鸟兽以媲贤愚，草木以方男女”，尚不及东汉王逸在《离骚经序》里评说《离骚》“依诗取兴，引类譬喻”的全面，而这正是诗歌与辞赋常见的表现特色。刘知几也是会用比兴的人，如他说文章叙事当取其要：“盖饵巨鱼者，垂其千钓，而得之在于一筌；捕高鸟者，张其万罝，而获之由于一目。夫叙事者，或虚益散辞，广加闲说，必取其所要，不过一言一句耳。苟能同夫猎者、渔者，既执而置钓必收，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，则庶几胼胝尽去，而尘垢都捐，华逝而实存，滓去而渖在矣[35]。其垂钓、捕鸟之喻，都在于说明叙事取其要的道理与方法 虽然垂钓之喻有《庄子·外物》任公子垂钓的影子。刘知几认为这样的文学手法为史臣沿用之后，导致了著述历史居然也“假托古词，翻易今语”，在他看来是完全不可取的。关键还是“貌同而心异”，且在托古时丧失现实书写的真实性。也许受这一思想的影响，他今传的唯一一首《仪坤庙乐章》重叙事，即使说“校猎长杨苑，屯军细柳营。将军献凯入，歌舞溢重城”，用汉成帝校猎长杨和汉文帝时周亚夫屯兵细柳的故事，显得沉着。

刘知几对历史的沿袭也有批评，说一些撰史者往往抱着“前史所有，而我书独无，世之作者，以为耻愧”的态度，因袭前人的作法。如南朝刘宋范晔著《后汉书》，其《后妃传》《列女传》《文苑传》《儒林传》都有“序”即是。不仅是《后汉书》，而且《晋书》《宋书》《陈书》《隋书》也都如此，依他所言，古已有之，今则不必有，虽然有的文字可观，但属叠床架屋一类，并没有什么意义。他这一说法多少有点偏狭，“序”作为历史著作中的一种体例，前人有，后人也是可以有的，与记叙内容上的重合是不同的。而刘知几正是从这里出发，进而说到文学创作：“方朔始为《客难》，续以《宾戏》、《解嘲》；枚乘首唱《七发》，加以《七章》、《七辩》。音辞虽异，旨趣皆同。此乃读者所厌闻，老生之恒说也。”（《序例》）方朔即东方朔，他在西汉武帝时著《答客难》，感慨自我生逢社会太平之时，怀才而无所用。其后，扬雄作《解嘲》、东汉班固作《答宾戏》，都同样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调侃自我不得志的生活，有很深的人生哀怨；而枚乘著《七发》，假吴客说居深宫而患病的楚太子，说以音乐、饮食、车马、游乐、田猎、观涛、要言妙道七事，前六者都不能使楚太子沉疴痊愈，唯有最后的要言妙道让楚太子的病顿时就好了。其后形成了辞赋的“七体”，西晋傅玄在《七谟序》里梳理过《七发》之后的“七体”创作：“昔枚乘作《七发》，而属文之士，若傅毅、刘广世、崔駰、李尤、桓麟、崔琦、刘梁、桓彬之徒，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：《七激》、《七兴》、《七依》、《七款》、《七说》、《七蠲》、《七举》、《七设》之篇。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、张平子，亦引其源而广之。马作《七厉》，张造《七辨》，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，或以黜瑰奓而托讽咏，扬辉播烈，垂于后世者，凡十有余篇。自大魏英贤迭作，有陈王《七启》、王氏《七释》、扬氏《七训》、刘氏《七华》，从父侍中《七诲》，并陵前而邈后，扬清风于儒林，亦数篇焉。”他这番话概括了西晋以前“七体”的创作情况，并把它们集为《七林》。“七体”之风没有止息于西晋，南朝宋颜延之作《七绎》、梁萧子良作《七要》、萧子范作《七诱》等。“七体”多仿《七发》是真的，较之于《解嘲》和《答宾戏》的自我抒情更显模拟的痕迹。刘知几斥之为“音辞虽异，旨趣皆同”，是读者厌闻的老生常谈，虽有些激烈，但可见他是主张文学创作的积极创新，意必己出。

不过，刘知几反对故作新奇，以变其旧，如司马迁《史记》始作“书”，班固《汉书》改“书”为志，蔡邕的《后汉记》改“书”为“意”；《史记》有“平准书”，《汉书》改为“食货志”，《史记》有“河渠书”，《汉书》改为“沟洫志”，刘知几在《书志》里称之为“名非而物是，或小异而大同”，并非真正的创新。他说班固《汉书》的“五行志”、“艺文志”为《史记》所无，是“出乎胸臆”[36]之作，而不是名义为新，本质依旧。以此来审视他对扬雄、张衡等人的批评，都在于未“出乎胸臆”，这与《诗大序》的“诗言志”说、司马迁的“发愤著书”说相吻合。这就不奇怪他在官吏横行且严酷之时，公卿无辜而死者接踵，他“作《思慎赋》以刺时，且以见意。凤阁侍郎苏味道、李峤见而叹曰：‘陆机《豪士》所不及也。’”[37]西晋陆机曾作《豪士赋》讥讽狂傲矜功的司马冏，《思慎赋序》写道：“生乐死哀，进荣退辱，此人伦之大分也。然历观自古，以迄于今，其有才位见称，功名取贵，非命者众，克全者寡。大则覆宗绝祀，堙没无遗；小则系狱下室，仅而获免；速者败不旋踵，宽者忧在子孙。至若保令名以没齿，传贻厥于后允，求之历代，得十一于千百。”他正是据此而为《思慎赋》，其所受的称道，正在于“出乎胸臆”。

因此，刘知几主张历史的批评，通过历史记叙达到社会教化的作用类同于文学的社会功能。他看到社会的复杂性，在《直书》中说所谓“人禀五常，士兼百行，邪正有别，曲直不同”，而人们对此的态度也不一样。君子好道义，故正直为君子之德；小人好利禄，故邪曲为小人之道。不仅如此，民间流传的歌谣：“直如弦，死道边；曲如钩，反封侯。”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鲜见。社会道德本是重君子而轻小人，但历史上正直者的悲剧反复上演，以致一些人随波逐流、明哲保身。于是，刘知几说：“史之为务，申以劝诫，树之风声。其有贼臣逆子，淫乱君主，苟直书其事，不掩其瑕，则秽迹彰于一朝，恶名被于千载。言之若是，吁可畏乎！”[38]这说明历史著述的任务不单纯是记叙历史人物和事件，应当贯穿“劝诫”作用，让淫君、贼臣、逆子之恶也传于后世，让人畏惧而不再为恶。他没有强调用“春秋笔法”，实际上秉承着“春秋笔法”的褒贬精神。在褒贬是非中令贼臣逆子畏惧，他在《载文》里如是说。

话说回来，刘知几把真实的历史记叙视为“禁淫之堤防，持雅之管辖”[39]。这是他主张叙事应辨而不华、质而不俚而非鼓其雄辞，竞为绮艳关键所在，与他对历史著述功用的认识相关联。他认为历史著述有三种功用，最上是“彰善贬恶，不避强御”；其次是“编次勒成，郁为不朽”；最下是以著述彰显自我的“高才博学，名重一时”[40]。三者中，他是要取法其上的。同时，历史人物的品藻即品评亦然。刘知几说：“夫能申藻镜，别流品，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，上智中庸等差有叙，则惩恶劝善，永肃将来，激浊扬清，郁为不朽者矣。”在人物的品评中，无论是君子、小人还是上智、中庸，对他来说用心都是一样的：惩恶劝善，激浊扬清，既教化于当时，也教化于未来。

在这样的过程中，刘知几坚守着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。他少时不好《尚书》而好《左传》，及长却说“夫《尚书》者，七经之冠冕，百氏之襟袖。凡学者必先精此书，次览群籍。譬夫行不由径，非所闻焉。”[42]这正可表明他自幼接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深刻和其后的思想取向，形诸于《史通》，既有“贤者当以仁恕为先，礼让居本”[43]的直接表述，又有对司马迁未能“正名”，把项羽列入本纪导致“真伪莫分”[44]的批评；还主张入史的材料不能把道听途说、街谈巷议和《五经》、《三志》放在一起。他对民间“鄙说”不以为然，有明显的尊经趋向。刘知几的历史观和文章观，都在它的制约之下。同时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他“宁为兰摧玉折，不作瓦砾长存”的做人气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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