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年的老灶头

新年，那么远，又那么近了。老房的灶头从白净光滑熏成了浅黄粗糙，几朵红红绿绿的大花早已没了多少鲜艳颜色，倒是布满了童稚手笔的涂鸦。灶膛里是一大截烧得焦黑的煤炭，还有些零星的小木块与碎布片。

一二月份，可是冬天最冷的时候。我和优姐总喜欢挤在灶头后面唯一的木板凳上，把整整齐齐码在一旁的稻草丝丝剥下来，直到只剩下光溜溜而细嫩的一条，才故作满意地用那把尖头焦黑的火钳夹住，慢慢送进灶膛里，欣赏着它们由黄褐色渐渐变成几近透明的红色。那是在几千度高温下铁的颜色！童年的我们，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美丽而又脆弱不堪的红色。很快，它们就软绵绵地趴在了众多草灰中。每当这时，我的心中总会升腾起一种奇怪的念头，不是伤感，也不是惋惜，直到现在我都说不清，当时更不会去想，这些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思绪永远留在了老灶头上，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。

现在看来，蹲在灶头后面那一小块地方受呛人的烟雾，而且一蹲就是整个下午，其实是挺无聊的。但在那时候，对于年幼的我们来说，却是难得的幸福。现在，也是永远的珍贵回忆。

灶头边上，总摆着圆滚滚的橘子，或者饱满的麦穗儿。我们拿个橘子下来，细细地去了皮，把橘络挑掉，我们那时还不叫它橘络，而叫它“一丝一丝的东西”。趁着负责烧火的嗲嗲出去抽根烟的功夫，我们就偷偷把橘皮飞快地抛进灶膛里火势最旺的那里，胡乱数几个数，又用火钳拎出来，橘皮就变得脆脆的，能轻松掰成小块，一捏，就是一撮儿黑灰。这成了我们百玩不厌的游戏，乐此不疲。

有些时候，两个灶头都开火，一个烧菜，一个煮饭。我和优姐眼巴巴地等着锅盖冒烟，再冲到门外，瞧瞧屋顶的大烟囱冒烟了没有。灶头是很高的，一直顶到天花板，上头吊着几个竹篮，我们常常猜测，里面究竟装了什么好东西。玩到尽兴处，我们会干脆到小院里去，找几块烧完的煤炭、一把旧火钳和两个塑料杯，玩起“卖肉”的游戏来。现在想起只觉可笑，肉竟然还分干和湿的，如此打发消磨着时间！突然只听见锅盖突然“噗噗”地响起来，饭煮好了。亲亲，嗲嗲，舅舅，舅妈，爸爸，妈妈都盛好了饭，我们也踩上木板凳，用铁勺子铲锅巴吃。那焦香焦香的味道至今还令我难以忘怀。

坐在木板凳和木椅搭就的“一号豪华包厢”里，我扒拉着米饭，吸溜吸溜地喝着粉丝汤：“鲜呀，鲜呀！”我想，这大抵是最幸福的，最快乐的时光了吧。又至年底，我竟又特别想念起那尊老灶头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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